通关：作为障碍装置的边界基础设施与跨境流动

  边界基础设施是维系城市运行的关键后勤媒介之一，自新冠疫情以后在城市流动的调控中尤其不可或缺，但其媒介性极少被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视野。本研究应用节奏分析的视角，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考察珠澳市民的日常通关经历，探究边界基础设施是如何作为后勤媒介来调节城际流动的。研究之后发现，边界基础设施是一套通过制造与操作障碍来影响城市流动的技术装置，在城市地理的边缘地带充当城际交换的中心：通过制造障碍、阻滞流动、确立差异，激发跨境流动的多重节奏；通过操作障碍、调节阻力、维持差异，组织跨境流动的多重节奏，使其结合在不规则节奏和韵律之间振荡。与以往将媒介性理解为连接性的观点相比，边界基础设施对城市流动的中介机制凸显了障碍面向对于媒介属性的重要性；并昭示出媒介性是连接性与断裂性两极之间的连续体，且连通程度随着流与媒介的相遇而动态变化，反映出门所代表的“开关”二元逻辑的局限性，为理解媒介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原型。

  古往今来，每个都市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或多或少和一种城市基础设施打交道——边界基础设施（border infrastructure）（Dijstelbloem，2021）。在当代城市社会，边界基础设施已经从城墙与城门发展为闸机、藩篱、定位媒介、轨迹追踪应用、数据库、X射线等一系列技术物的复杂组装（Chouliaraki & Georgiou，2022：4；Latonero & Kift，2018；Leese，Noori & Scheel，2022）。边界基础设施不仅存在于边境城市之间，也存在于主权国家内部的城市之间，更加不用说新冠疫情期间各省市甚至县乡之间设立的各类物理与数字藩篱。

  “后勤媒介”通常被理解为促进流动与连接的媒介，中介的不仅是信息的流动，还能够“将人与物安排到时空中”（Peters，2015：176），以“最大效率”协调人、物、数据的移动（Young，2021）。在作为“复杂和动态的社会-技术过程”（Appel，Anand & Gupta，2018）的现代城市中，后勤媒介是维系城市系统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构造了“社会、政治和想象生活的可能性”（Hockenberry，2020），构成了从“生活和劳动的节奏”到关于“通信和商品流通”的一切（Young，2015）。

  作为中介流动的复杂社会机构（McDonald，Shum & Wong，2021），边界基础设施是城市运行最为关键的后勤媒介之一。城市边界基础设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最早是一道“由犁在土地上划出的神圣犁沟”，即自然与文明、野蛮与法治的分野（Siegert，2015：12）；随后发展为巍峨高耸的城墙、依钟鼓传声按时启闭的城门或紧急夜行时需出具的文牒（肖爱玲，周霞，2012；周执前，2009）；如今，数字和实体、有形和无形的边界纠缠在一起（Vukov & Sheller，2013），以特定的方式容纳或排除各类到访者。尤其自新冠疫情扩散以后，边界基础设施在城市管控流动的手段中占据着越发重要的地位（Dijstelbloem，2021：vii）。

  进一步而言，边界基础设施的媒介性或居间性体现在它们与过客、管理者、其他基础设施、技术和信息的互动中，其中介导致行动者之间产生新的连接（connection）和断裂（disconnection），“从中涌现出新的关系和实体”（Dijstelbloem，2021：5；Pötzsch，2015；Trauttmansdorff，2017）。它们的媒介性还潜藏于长期支撑边界的媒介技术中（Leurs & Seuferling，2022），并因边界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而一天比一天突出，生物识别算法、无人机、传感器、深度学习、机器人、神经网络算法和社会化媒体数据分析等新技术不断用于智能边界治理实验（Chouliaraki & Georgiou，2022：4；Latonero & Kift，2018；Pfeifer，2021），通过加强边界的技术可供性，将人与数据连接到空间和时间中（Grondin，2020）。

  本文将基于前人的工作，进一步探讨边界的媒介性具体是如何展现的。在现有文献对媒介的障碍性（obstructivity）较少正面涉及的背景下，讨论这一议题尤其具有耐人寻味的理论张力。过往文献更加侧重于讨论媒介的连接性（connectivity），认为媒介的角色是作为第三方在两个他异性场域或世界之间进行连接和传递（Krämer，2015：84）。比如在通行的定义中，城市基础设施是一种扫清障碍、促进连通的媒介，其媒介性往往体现在这些社会技术安排能够跨越距离、建立联系，“将一点连接到另一点”（Coutard，Hanley & Zimmerman，2004；Harvey et al.，2017；Hughes，1983；Morley，2009）。人们对媒介的障碍性仍未给予足够重视，甚至将媒介的障碍作用化约为传播路径上冗余的“噪音”和“干扰”，理应被消除取缔（Graham & Marvin，2001；Star，1999；Winner，1980；Young，2021）。实际上，障碍性体现在许多媒介当中，边界基础设施正是其中的典型：与其他诸多以促进流动为直接目标的城市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线缆、管网等不同，边界基础设施首要地是作为“障碍”而设立的。不仅如此，区别于完全放开或彻底闭锁，边界基础设施往往对流动持续施加阻力，在限制之余又留有沟通渠道（Papadopoulos，Stephenson & Tsianos，2008）。

  对于边界基础设施的运行机制，边界研究普遍以“过滤器”为原型来理解。除了少数边界基础设施属于切断全部联系的“封锁型”（deadlock）（如一些敌对地区的边境之间），多数边界基础设施属于“过滤型”（filter）（Korte，2021）。比如欧盟的智能边界计划使用数字识别技术对跨境流动人群进行分类和过滤，识别不受欢迎的“入侵者”（Sontowski，2018），美国沿美墨边境建造物理围栏和虚拟围栏来跟踪和阻止无证移民的移动（Vukov & Sheller，2013），生物识别技术被用于加快那些预先筛选的“理想”旅行者的快速流动（Popescu，2011）。总之，边界基础设施虽然使得跨境交流遭到阻碍，但仍保有流动性，这与以往研究者对媒介的解释形成了对比。人们常以计算科学的二进制逻辑（Kittler，1993：182；Krämer，2006）或直接类比于门的“开/关”二元逻辑（Siegert，2015）来理解媒介，认为媒介的角色是建立连接抑或相反（Krämer，2015：84；Morley，2009）。边界基础设施的过滤机制在媒介的“连”与“断”之外提出了第三种状态：既非完全打开，也不彻底隔断，“连”中有“断”，“断”中有“连”，某些“连”是通过“断”促成的，某些“断”是在“连”中生成的。在此意义上，边界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观察契机，让我们来细致探究障碍是如何作为媒介运作的。

  尽管过滤模型指出了连或断之外的第三种状态，其有关边界基础设施运行机制的描述仍有局限。在过滤模型中，边界基础设施被视为“包容或排斥”、“允许移民或驱逐出境”的机制（Chouliaraki & Georgiou，2022；Leurs & Seuferling，2022；Pötzsch，2015），旅行者要么被放行，要么被拦截（Latonero & Kift，2018），以确保安全/便利关系（Grondin，2020；Leese，2016）。无论放行或拦截的规则如何，这些观点普遍认同，对于特定的个体或群体，边界基础设施的状态有两种——要么打开，要么关闭——本质上，“过滤器”遵循的还是“门”的“开/关”二元逻辑。

  可事实上，“门”的逻辑并不完全恰切。一方面，边界基础设施并非单独存在的“门”，而是“墙”与“门”的组合装置，以“墙”与“门”来制造“必经之点”（图1）。“过滤器”模型着眼于“门”这一必经之点，却未能指出“门”的存在首先意味着“墙”的阻隔，倘若“门”的周边没有配置“墙”这一屏障，“门”将失去过滤功能，边界基础设施也将名存实亡。边界基础设施如欲发挥过滤作用，必先以“墙”将流动地点限制在局部，在此设立的“门”（如城门、检查站、要塞、边贸集市等）才能成为城际流动的“过滤器”，之后方可能对往来要素的流动施加区别、分级、拦截等具体影响。

  另一方面，过滤机制关注的是个体水平的通关结果，忽略了整体和过程视角。在整体水平上，从后文的案例分析中能够正常的看到，珠澳关卡就没有遵循过“门”的二元逻辑，即被完全放开或彻底闭锁，两城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不允许两城后勤有一日断连。从通关过程来看，在绝大多数时段，边界基础设施是一种施加阻力的技术装置，介于两城居民的必经之途，“拦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介于我们和我们的目的地之间”（Flusser，2015：45），人类能穿过它，但阻力始终存在，从未消失。通过不断调整边界基础设施的阻力，调整城际流动的规模、内容、方向、频率、速率，“双城记”的故事才得以顺利长久地书写下去。此时，边界基础设施不是一道要么允许通过、要么禁止通过的“门”，而是在开关两极状态间阻力一直在变化的“变阻器”。

  我们有必要对边界基础设施的媒介性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究，这在全球边界基础设施激增、流动性受阻（Korte，2021）的背景下尤具现实意义。在这些组织城际流动的“大型配置”（Dijstelbloem，2021：8）中，每日都有庞大的跨境流量通过，人群复杂而隐秘的动向使得追踪、描述、分析这些纵横交错的流动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而节奏分析可以“通过系统性和理论性的方法......将不同的实践以及不同知识资源整合在一起”（Lefebvre，1992：16），“让城市流动的深层痕迹体现出来”（Lyon，2022）。为了追踪边界基础设施对城市流动的中介过程，我们引入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rhythm analysis）作为研究方法。本文将通过对澳门和珠海拱北口岸的案例研究，借用节奏分析方法，从最细微的日常生活入手，探究边界基础设施如何作为后勤媒介协调城市流动。

  边界基础设施在两地之间“组织着特定的筛选和流通形式”（Dijstelbloem，2021：xi；Vradis，Papada，Papoutsi & Painter，2020）。根据列斐伏尔（Lefebvre，1992：15）的说法，“但凡在地点、时间和能量的消耗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就有节奏产生”。无论城市的结构多么复杂，贯穿其中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如何混合，城市生活本质上是节奏的，由物质基础设施和其中的流动构成。节奏不单单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它捕捉了“空间和时间是如何折叠在一起的”（Lyon，2022）。节奏概念可以扩展为城市分析的潜在变革模式，用以挖掘当代城市中节奏的本质、组织和原则，融合城市节奏中的线性和重复、高峰和衰退、过去和未来（Smith & Hetherington，2013）。尽管城市中发生的流动常“被表象所掩盖”，列斐伏尔对节奏的分类可用于识别、分离和研究边界基础设施运行过程中各种不易觉察、常被忽视的城市流动，探索当代都市充满变化与不确定性的社会与时空关系（Smith & Hetherington，2013），从而让城市的节奏和特征变得明显起来，揭示边界基础设施对城市流动的调节过程。同时，节奏分析有助于我们在城市基础设施研究中糅合“技术-工程、政治-经济、经验-情感”进路，将往往被孤立分析的“科学的、日常的知识”结合在一起（Canales，2016），让我们“在日常实践的层面上连接大结构和微小的技术维度”（Wilson，2014：551），“动员基础设施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尺度”，统筹考虑其“空间、技术、物质、物流、政治、社会属性”（Appel et al.，2018），以生成式的新方式“思考城市化和日常生活”（Addie，2022）。

  在列斐伏尔提出的各种概念之中，多重节奏（polyrhythmia）、韵律（eurhythmia）和不规则节奏（arrhythmia）的概念特别具有启发性。它们补充了节奏的概念，把节奏概念“从生活开始”，“提升到理论的层次”。多重节奏（polyrhythmia）指节奏具有多重性，日常生活的“表面之下隐藏着数不清的动作”，会有隐藏的、秘密的时间性。当多重节奏“在日常中相互平稳结合”，就产生了韵律（eurhythmia），呈现出“生命体正常和健康的韵律”；当多重节奏“结合不和谐”时，就会出现不规则节奏（arrhythmia），“改变、绕过同步”，“使正常节奏组织走向致命的混乱”（Lefebvre，1992：16，67）。在全世界城市时代，城市的特征是社会、时间和空间关系均充满变化、不确定性、例外和偶然，当代城市的复杂性正体现在多重节奏的涌现和韵律与不规则节奏的转型（Smith & Hetherington，2013）。上述几个概念指出了边界基础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所承载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强调了城市场所是极为密集的空间型构，“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通过资本、人员、物、符号、信息的多重网络化流动而产生”（Urry，2006），包含着社会互动性、物质性、移动性和想象性的复杂混合，这些混合物通过“迂回曲折的相互关联”连接在一起（Amin，Thrift，2002：30）。本文希望能够通过在案例中分析城市节奏的多重性和不同节奏之间的联系，来捕捉边界基础设施关联的多层、异质的流动，能够感知和理解城市的社会文化和物质基础（Nash，2020），发现城市基础设施如何编织独特的时空秩序形式（Edensor，2014）。

  此外，列斐伏尔还勾画了节奏的三种特征：重复（repetition）、循环（cycle）、周期（period）（Lefebvre，1992：3-6）。节奏包含着“动作、姿态、行动、情况、差异的重复”，“线性过程和循环过程的相互干扰”，以及“从产生、成长、高峰、下降和结束”的周期过程（Lefebvre，1992：15）。城市基础设施调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重复与之打交道；周期性体现在基础设施物质性的“衰退与修复”中（Addie，2022）；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城市更是处于基础设施运行调整、政策设计与实施、资源需求、病原体复制速度等多种循环的交叉点上（Connolly，Keil & Ali，2021）。

  以多重节奏为基础，以重复、循环和周期的节奏特征为补充，本研究提出如下定义来分析边界基础设施中介的跨境流动节奏：

  边境基础设施的节奏主要表示其运行循环（如放行时间、拦截规则等）和生命周期（如建设、维护、改造、衰败、废除等）；

  多重节奏即在城市居民跨越边界基础设施的整体活动中，能够分离出的不同的跨境流动节奏，其中，当不同的跨境流动节奏之间，以及跨境流动节奏与边界基础设施的节奏之间得到协调，则形成韵律；当不同的跨境流动节奏之间，以及跨境流动节奏与边界基础设施的节奏之间互相冲突，则出现不规则节奏。

  本文将通过对跨境流动节奏的分析，探究边界基础设施如何作为障碍发挥对城市流动的协调作用。本文以全国第一大陆路口岸——拱北口岸为例展开质性研究，考察其间多重节奏的显现与节奏之间的勾连。拱北口岸坐落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广东省珠海市之间的边界线上，可谓“一国两制”的交点，作为人为设置的障碍，调控着两城人员、商品、资本、服务、信息的流动。在建国后的数十年间，它是珠澳之间唯一的陆路通道，其联检大楼（见图2）于1999年为迎接澳门回归而建成启用，二十年间昼夜不息吐纳着双城之间巨大的人流与物流，单日客流量最高达50万人次，客流高峰期过关场景可用“爆棚、超载”来形容（何丽苑，钱文攀，2021）。拱北口岸采用传统两次查验的通关模式，通关者须在珠海拱北大楼（俗称“珠海关”）和澳门关闸大楼出入境大厅（俗称“澳门关”）各核验一次证件信息。自2020年5月起，通关者在实体通关证件之外，还需提供在移动端由澳门健康码或粤康码生成的电子通关凭证。除拱北口岸外，目前珠澳之间还设有6个旅检口岸，新近开通的是横琴口岸新旅检区（2020年8月启用）和青茂口岸（2021年9月开通），均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快捷查验通关模式，每日24小时开放，是“国内电子化、智能化最高的口岸”，在各口岸中旅客流量较大，不过两者的过关人流仅为拱北口岸的十分之一（同前），拱北口岸仍是最受市民欢迎的珠澳通关口岸，是观察边界基础设施运作的绝佳窗口。

  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获得多个市民群体的通关经历，并收集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拱北海关的官方信息666条与新闻报道111篇（数据来自拱北海关官网与《珠海特区报》《澳门日报》《南方日报》官网，发布日期从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标题或关键词含“拱北口岸”）。鉴于“为了掌握一种节奏......个人必须放开自己，将自己沉浸于节奏的绵延之中”（Lefebvre，1992：27），研究者之一自2020年9月至2022年6月以跨境留学生的身份亲自体验并对通关群体展开了为期22个月的参与式观察，深度体验跨境流动的潮汐节奏。访谈部分将研究对象框定为珠澳居民，基于最大差异化饱和的原则，采用滚雪球和公开招募的方式，于2022年6至7月对20位具有2年以上通关经历的市民进行了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表1），年龄在21-63岁不等，囊括了本地居民、跨境劳工、跨境学童（在基础教育阶段长居珠海而就读于澳门的澳门籍学生）、澳门高校内地留学生、代购、水客（从事走私者，俗称“走水”）等各个群体，每次访谈用时1至5小时。访谈工作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进行，由研究者之一担任访谈员。所有访谈已获知情同意并全程录音，给予部分受访者50元/小时的经济报酬。节奏分析要求不仅要观察节奏本身，还要“走到节奏外部”（Lefebvre，1992：27），故访谈同时设置了整体性问题和历时性问题，邀请被访者回顾并讲述通关的原因与动机、通关的周期与频次、通关的过程与经历（包括顺利与困难的经历）、通关的习惯与变化。

  “你跟不住在这里的人讲，大家只会扣一个大问号，你不是在澳门上学吗？为什么住珠海？我来之前感觉珠海和澳门仅仅是有一个连接的关口而已，但是没有想到，两个竟然是合为一体的关系。”（3号）

  如上所言，珠澳之间的关系远比许多人想象的密切，每日高达二三十万人次往来两地，所谓“跨境”就好像北京或广州的市民搭乘一两个小时的地铁通勤一样司空见惯（5号，14号）。正如艾克布姆（Eikelboom，2018：1-2）所指出的，人们关注到节奏是对现代社会中运动进行批判性调查的有效工具，但人们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进入一种节奏”。在探询边界基础设施对城市流动的中介作用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何在这里会产生如此密集的跨境流动，或者说，边界基础设施如何使人在边界两侧流动起来。

  在珠澳案例中我们观察到，流动的产生恰恰来自对流动的阻滞。首先，拱北口岸借由边检大楼构成的“门”与边界沿线隔离设施的“墙”制造出两地居民跨越城市一定要通过的“瓶颈”，使拱北口岸获得对往来流动施加影响的“居间性”。珠海中心市区（香洲区）和澳门本岛之间的交界线公里。因海湾、鸭涌河等天然水域以及边界沿线人为设立的围栏等隔离设施，大部分边界线之间不具备通行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仅有拱北口岸一处陆路通道可供珠澳两地居民往来（近年才陆续开通青茂等新口岸）（见图2）。珠澳边界基础设施的设置方式使得两地之间的跨境通行必须通过拱北口岸这一“必经之点”。当跨境流动成为必须且必然经过拱北口岸，它看似在远离城市中心的边缘默默运作，实则成为维系城市生命的重要枢纽，调节着整个城市的运行，既标记出行政权力的界限，也渗透进“城市的肌理”之中（Chouliaraki & Georgiou，2019；Côté-Boucher，2008）。除“门”与“墙”等实体设施之外，规定了设施管理方式的通关政策也被一些研究者（Dijstelbloem，2021）列为边界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在通关政策和拱北口岸等边界基础设施的配合下，城市管理者管制了商品、资金、服务等某些要素在两地之间的自由流动，制造了珠澳两地在税收、物价、工资水平、居民福利等方面的差异，激发了城市居民在珠澳两地之间更为频繁的流动。

  在拱北口岸，这里“不是由任何单一的节奏所代表的”，而是一个“多种时间性碰撞、同步、交织”的空间（Crang，2001）。仔细分辨，可厘析出至少以下几种显著的市民流动节奏：跨境劳工、跨境学童、土澳、澳门高校留学生、水客、代购、快递“小天使”等的跨境活动。这些流动节奏的生成均与拱北口岸所维持的边界两侧差异紧密关联。两地居民会出于收入水平、生活成本、城市基础设施配置、政策制度、通勤成本等各种各样的差异而频繁通关，影响着跨境流动的方向、规模、速度。

  主导拱北一日之内通关节奏的是“跨境劳工”与“跨境学童”。跨境劳工与跨境学童的流向一般是早上从珠海家中出发，过关后前往澳门的目的地，下班或放学后再按重复线路返回珠海住地，形成了从早上七点到九点的早高峰、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才结束的晚高峰。每日通勤让跨境上班族“一天折腾下来筋疲力尽”，但“这个又不是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的......生活所迫......只要你得去上班，都是可以忍受，都是必须要忍受，没有很好的方法”。人们尤其害怕下雨：“一到下雨天，过关就很慢，澳门的路上交通也差，下雨必迟到。”（2号）为保障跨境学童能够在入境高峰时段顺利通关，拱北关闸等口岸都开设了学生专道。

  “跨境劳工”与“跨境学童”的流动主要与边界基础设施制造的经济差异有关。在拱北关南侧，澳门凭借兴办博彩业的特许政策，取得了相对关外的经济优势，跻身高度发达经济体行列，博彩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三（赵婧洁，邓磊，2020）。受博彩业带动，澳门居民收入水平远高于珠海，2021年珠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其三分之一。不过相应地，澳门物价与房价也高于珠海，房价比珠海贵三四倍（10号），一日三餐也比珠海贵，“过关到拱北地下（商场）吃饭”能省一半多的钱（3号）。为了获取更高薪酬、降低生活成本，有不少珠海人和澳门人选择了澳门“立业”、珠海“安家”，成为每日奔波的“跨境劳工”。每天约7万内地输澳劳工在珠海过境，仅居住在拱北街道一带的就有约2万人。60余万澳门人口中，超12万人办理了珠海市居住证，超4万人在珠海购房置业。随澳门籍父母长居珠海的下一代也大多成为朝夕往返的“跨境学童”，人数近万（17号）。“我爸是澳门人......我从小跟随他住在珠海，因为在澳门没有房子，太贵了......政府催我回澳门读书，说办了澳门户口，必须回澳门读书。”（18号）。

  另外两个通关频次较高的群体是“土澳”和澳门高校留学生。与前述跨境考量相仿，考虑到珠海菜价相对澳门较低，许多澳门的中老年人和主妇们习惯隔几天过关去珠海买菜，拖着小车提着袋子，十年如一日，主要出没于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和下午四五点左右（13号，19号）。物价差异和澳门本地居民的生活节奏引发了初来乍到的内地留学生的效仿，有些受访者隔周从澳门前往珠海采购生活物资，（4号，8号），更加经济的做法是同跨境学童和劳工一样搬到珠海居住以节省房租与日常开支，更能够最终靠奶茶店、老干妈、KTV、滴滴打车一解乡愁。为取得教育部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定居在珠海的内地留学生也需像澳门籍居民（如16号）一样隔三岔五地返澳“刷逗留”。

  两地居民甚至会因为通勤成本的差异而频繁通关。自新冠疫情以来，珠澳通关必须持有效期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在拱北口岸的两侧出口附近均分布有核酸检测点，但仅仅一关之隔，检测费用便相差三至五倍左右。通关者若选择在拱北关澳门一侧进行付费核酸检验测试，取得结果后再过关赴珠海，通关成本将大大高于相反方向。许多居民，包括“土澳”，都会在顺路的情况下“续一个便宜的珠海核酸”，3号受访者甚至仅仅为了去珠海做核酸检验测试而每周过一次拱北。

  珠澳两地商品在税率和价格差异还引发了相当规模的“走水”与“代购”活动。一单可赚取几十元至上千不等，简直“血赚”，职业水客甚至月入数万（8号）。当地居民“走水”的历史可追溯到拱北开关之时（19号），过去“走水”的往往都是本澳老人和外雇劳工，而现在几乎到了“全民走水”的地步（16号）。不少外雇、停薪人士、持探亲证人士、基层居民甚至中小学生纷纷“加入赚外快”，活跃水客超两万人，其中约一半为外雇劳工、四分之一持探亲证人士、四分之一是本澳人士（澳门劳务网，2020）。本澳居民“走水”的时段相对分散。外雇劳工通常选择在每天过关的时候顺路“走水”，所以傍晚至夜间的离境高峰期也是“走水”活动比较集中的时段。劳工们“不会让自己空手过关”（11号），每到放工时段，在被称为“水货街”的关闸马路一带，商场店铺门口都有大批劳工聚集排队“买货”。不少高校留学生也将“代购”作为兼职，在上课之余出于代购的需求而频繁通关（8号，9号，12号，20号）。

  物的跨境流向是双向的。由于澳门作为免税港对多数海外进口商品不征收关税，商品邮寄入境珠海拱北海关则常“要打15%的税”，从澳门向珠海流动的常见物品是单价昂贵且具有稀缺属性的商品，如烟酒、化妆品、奢侈品、最新款的苹果手机（8号，9号，11号）。在这些大众熟知的品类之外，“走水”的货物五花八门，“什么都带，你想象不到的都有”，有海量废弃物通过走水的途径从澳门流入内地，如二手的电池、手机、电线号）。就像“土澳”们会到珠海买菜，水客也会将价格低的冻肉和水果从澳门运至珠海（16号）。有的药品需要从澳门人肉带到内地，有的则是反过来，比如19号受访者时常过关到拱北买北京同仁堂的牛黄清心丸，“一模一样”的药，进口到澳门要贵上将近一百块人民币。

  因为上文提到的珠澳关税与邮寄制度的差异，两地之间还存在一种特殊的代运服务，即取快递。除了快递境外商品入关时可能被拱北海关拆盒补税之外，“早几年，澳门还没有代收点，代收柜不能寄到澳门，寄到澳门需要额外加70块过关费，所以要人工到拱北取回，所有网购物品都需要去拱北地下拿”，由此诞生了代取快递的“小天使”职业，一单报价几元至几十元（6号）。同样，也有人提供在澳门代取国际包裹的业务，过关到澳门的邮局拆包，将内含物品带到内地，“一件20块，那再大的线号）。此类流动通常和通关者的其他活动如通勤、上下学、购物等叠加在一起，构成了跨境流动中的一种附加节奏。

  综上，拱北口岸横亘在珠澳两地之间，介于市民的居所和公司、学校、商场、娱乐场所之间，激发了城市居民出于种种原因、动机和逻辑的城际流动，产生持续变化的多重节奏集群。这些多重节奏的并存，展演着边界基础设施如何制造差异，进而制造流动需求，吸收不同的跨境实践在边界基础设施不断发生时空重叠。以往人们把媒介的首要功能理解为跨越差异、建立连接，没有差异也就无需媒介进行传递，这种差异可以被理解为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在最极端的形式下是一种根本的他者性（otherness）和不可接近性（inaccessibility）（Krämer，2015：84）。但是在拱北案例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珠澳两地无法直接（immediately）连通的状态恰恰是由边界基础设施的设立导致，人们需要具身穿越边界基础设施才能更为顺利地获取另一侧的差异性要素，跨境流动对很多市民而言成为一种必须而非一项选择。边界基础设施在此时具有了媒介的第三性（Krämer，2015：84）或居间性（Dijstelbloem，2021：viii）——只不过不是通过跨越双方先验意义上的差异，反倒是通过阻碍流动、制造不均产生传递之差，刺激流动与交换的需要。

  进一步而言，拱北口岸这一“必经之点”也并非几何意义上的、没有长度、没有面积的点，仅由一道闸门构成，而是一个多条线），布满多重障碍。“如果本来在两个城市边界画条线，我一个跨步就走过去了，但拱北不这么简单，它就跟迷宫一样的，要上楼梯、下楼梯，要往左走、往右走，要刷这个、刷那个。关卡的逻辑就是必须要通过它，还在里面制造各种弯弯绕绕的。”（1号）尽管通关阻力始终存在，但拱北口岸极少有彻底打开或封闭的状态，而是主要是通过通关阻力的复杂变化，调整跨境流动的规模、内容、方向、频率和速率，“延迟或加速对边界的穿越”（Dijstelbloem，2021：9）。在节奏分析的视角下，拱北口岸正是以自身的节奏变化介入跨境流动，不仅对特定的跨境节奏施加影响，还组织起多重节奏的结合，使其在混乱的不规则节奏与和谐的韵律之间反复振荡，发挥着“变阻器”的作用。

  首先，拱北口岸的各类基础设施本就处于变动不居的生命周期中，在侵蚀、退化、贬值、更新、维护过程中不断发生明显的变化（Appel et al.，2018），不定期出现“事故、容量下降、监管系统失灵”等情况（Edensor，2011）。特别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病毒与边界基础设施的生命周期相叠加，拱北口岸与跨境流动的结合频频失调，勾动通关阻力的急剧变化，使通关人流难以顺畅移动，以致多重节奏的组织“走向致命的混乱”，产生不规则节奏。所有受访者均反映拱北等口岸频繁发生流动不畅甚至长时间卡在口岸内部、流动节奏中断的情况。

  为保证跨境流动的平稳运行，拱北口岸的更新与维护必须尽量配合跨境流动的节奏。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边界不得不增设许多查验的环节与手续，以珠海拱北大楼管辖范围内入境澳门方向的“海关健康申报区”为例，该区域起初安排在拱北出境大厅的入口处，以机器辅助人工查验的方式为主，效率低下，费时费力，易造成人员拥堵，后来该区域不仅搬迁到风雨长廊出口左侧的“铁皮屋”，更以闸机替代了人工查验。拱北口岸不仅要时常对栅栏、闸机、通道等“硬边界”来修补，还需对核酸检验测试、健康码系统等“软边界”来优化与修补。当代边界在通关评估中纳入了数据化生物识别技术等许多数字技术（Pfeifer，2021），近年拱北口岸也在推行边界智能化，将数字通关凭证等软边界叠加在硬边界之上。为减少通关者重复在线填写个人隐私信息的负担，珠海关使用的“粤省事”微信小程序为健康信息申报板块设计了自动填写历史记录的功能，后台将自动填写用户上次留存的健康信息，包括近期行程和居住地址在内，然而在通关者未加留意的情况下，该功能反而会成为通关的阻碍。不少受访者（8号，15号）都曾因忘记修正信息而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拦截和问询，费上好一番口舌。吊诡的是，即便因自动填写而错误保留的行程或地址存在疫情风险，但系统转码生成的通关凭证依然是绿码，所以通关者很难事先察觉到手动修改的必要。依据这一些反馈，该程序后来修复了这一漏洞。随着移动端生成的数字通关凭证查验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当局很快改善了关内的信息基础设施，在多处配备了共享移动电源，并张贴无线网络的连接方式，以协助通关者在关内顺利完成扫码、转码、亮码等一系列操作。另外，为减少高通关成本对市民通关节奏的干扰，两地不断下调核算检验测试价格，加大财政投入，增设核酸采样机构，至2022年上半年，珠海已实现免费便民核酸检验测试点社区全覆盖。

  拱北口岸的运行循环也必须与跨境流动的节奏相协调。实际上，跨境流动的节奏“很容易受到各种非同步扰动的干扰”（Edensor，2011），由于各种跨境人流都一定要通过关卡的瓶颈，彼此之间的摩擦、冲撞和干扰本身就容易生成阻力、制造堵塞。最明显的例证便是近年外雇劳工规模越发庞大，高达数十万，跨境潮汐流量大增，工作日上下班时分通关用时明显地增加（19号），通关整体节奏放缓。新冠疫情引发的水客代购潮还引发了拱北口岸堵上添堵。疫情先是导致通关赴澳游客锐减，依赖博彩旅游业的澳门经济不振，继而导致往来通关居民中水客大增。除了澳门本地在疫情期间积压的商品需要抛售，更有以往从港深边界入境的水货大量涌向澳门（16号），由于近三年港深与珠澳的边界管控政策出现较大的差别，珠澳因跨境流动“阻力”显著小于港深而取代后者成为最佳“走水”渠道。随着“走水”愈演愈烈，关口也越发拥挤，一般市民或非专业水客倾向错峰出行，避免“挤关”，专业代购或水客却往往借势而为，故意冲撞其他通关者的节奏，企图在混乱中“蒙混过关”，造成通关高峰时期的拱北口岸越挤越堵，越堵越挤。为疏解人潮造成的阻力和堵塞，当局在早晚高峰都会尽可能地开放闸机、通道、厅堂，并根据实时监测调动围栏和人手，全力控制人流的规模、方向和速率，组织跨境流动的有序进行，周边交通系统也会与其联动，调配公交车辆，维持交通秩序，提供后勤支援。此外，当局也对全市口岸进行了新建扩建，极力呼吁全市市民前往通行，提高其他口岸设施的利用率，试图为拱北分流。

  拱北口岸管理者不仅通过削减阻力来加速跨境流动，也会时常改动基础设施设置、变更通行条件来主动施加阻力，冲击通关者原有的流动节奏，以调控特定要素的跨境流动，维持边界两侧差异。许多代购和水客都会采用隐藏与伪装的方法运输物品，比如将鲜肉夹藏在蔬菜里（8号），将宠物夹带在包包里（20号），将茅台装在衣服的口袋里（14号），甚至是绑在腿上用裙子罩住（16号），或将口红、手机分散到全身上下（9号），避免查扣概率较高的物品被散射X光机查验。随着边检技术的一直在升级，“藏器于身”的窍门逐渐过时，当局最新启用的“太赫兹人体成像安检系统”已拦截多位利用身体绑藏偷运手机的通关者（澳门日报，2022）。当局也利用软边界定向调节通关阻力，对某些个体的通关节奏进行针对性干预，发挥后勤媒介“区分人口”（differentiate populations）的功能（Gilmore，2007：28）。比如配合更精细的数据统计技术，软边界可以“监测以前难以进行常规监测的群体”（Vukov & Sheller，2013），成为打击走水的手段。过去有水客为避免工作人员对自己“眼熟”，将一天内的多次往返安排在换班前后不同的闸机通道，但这种避免人工拦截的技巧也不再奏效，因为“所有出入都会在证件上留下记录”（14号），与大数据关联的人脸识别技术会自动筛选出单日多次通关者，“实现高风险旅客精准布控、拦截、识别”（梁涵，何丽苑，蒋欣陈，曾美玲，2021），“头顶上的那些摄像头都会对准那些人的脸，你如果今天过了很多次关的话，你人头的框框是红色的”（18号）。同时，澳门当局规定，自2022年3月21日起，持港澳通行证探亲签注的人士一天内在关闸口岸、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或内港客运码头口岸入境次数共达三次或以上，必须在入境时当场付费进行一次核酸检验测试并等候结果。这大幅度提升了带货的时间成本，并压缩了带货的利润空间。受此影响，部分水客以往一日间反复通关的节奏被打断，被迫减少了利用签注多次往返走水的活动。正如刘海龙、谢卓潇和束开荣（2021）所说的“网络化身体”，代购和水客的身体越来越难以逃脱技术网络的识别和穿透，在无孔不入的监控和计算中保持隐形。

  随着边界管理技术的越发灵活，拱北口岸甚至直接将时间性作为障碍装置来操作。边界研究文献注意到，生物识别、数据挖掘等被广泛使用的智能边界和风险管理技术，使政府在监管跨境流动方面越发依赖于时间来重新配置边界（Donnan et al.，2017；Sontowski，2018）。新冠疫情爆发后，珠澳当局并未将关卡一封了之，而是更多依赖以核算检验测试、健康码等软边界的时间性来迫使某种社会时间成为可能或失效、加速或减速（Barak，2013），从而调节市民的跨境流动。在核酸检验测试时间、检测报告结果产生时间、过关时间三者之间有延时，只要通关时提供的检测结果被认定为可表明通关者“实时”的健康状态，该检测报告即可作为有效的通关凭证，软边界正是通过校正“实时”的时间窗口来变动通关阻力。两年多来，珠澳两地疫情反复，当局根据新冠毒株的潜伏周期评估风险，动态调整核酸检验测试结果的有效期限，从7天到72小时、到48小时、再到12小时不等，对各居民群体的跨境流动形成大规模扰动。跨境劳工是其中深受影响的群体，每次珠澳通关政策收紧后，有的劳工所在公司允许员工在珠办公（2号，6号），有的劳工因行业工作性质特殊，只能暂住澳门酒店（11号），甚至还得自掏腰包（18号）。尤其是2022年6月18日开始的新一轮疫情蔓延极快，珠澳当局取消免隔离通关，不少劳工都签订了“三天内不返珠”承诺书回到澳门工作，一个半月都无法跟家人见面。

  这种调节通关阻力的方式使得许多通关者会在核酸检验测试有效期将要变更或刚刚变更时紧急改变通关节奏，试图使自身的通关节奏与边界的运行节奏相协调，在变动的时间窗口中寻觅通关机会，无论最后通关与否，通关者的流动节奏都受到极大扰动，由此跨境流动的速度和规模也得以增加或缩减。不少受访者都有“跑毒”经历，比如8号接受访问的人在核酸检验测试有效期从48小时被不断缩减为12小时后察觉情势不妙，大清早打车去拱北“抢关”，5号受访者从珠海去澳门逛街时突遇澳门报告新发现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通关政策立刻收紧，核酸证明直接过期失效，为了过拱北关“大半夜排队做核酸排了两个小时”。通过利用生物识别技术和数字技术将边界写入每一个寻求通关的市民的身体中，软边界日益将城市边界向城市内部推进，从城市边缘改变着城市内部的日常生活节奏。“核酸（有效期）变来变去增加了我的焦虑。我基本上天天都会反复检查我的核酸是否到期了，甚至睡觉时突然想到我是否今天没有做核酸，就会突然间看一下日期，看一下核酸是不是过期，”20号受访者受这种不确定的焦虑感困扰，在核酸有效期限调整成48小时后，长居珠海的她选择了“非必要不去”澳门，“连逗留都懒得刷了”。而一些定居在珠海的澳门居民为了随时都有“过关资质”，会“确保自己始终有一个核酸证明在身上”（10号，16号）。

  正如前文所强调的，边界基础设施并非一道简单的闸门，而是由闸机、藩篱、定位媒介、轨迹追踪应用、数据库、X射线等一系列复杂元素组装而成的障碍装置，在重复、循环和周期中因时就势、随机应变。通过对自身节奏的调整，拱北口岸不仅像以往学者理解的“过滤型边界”一样，能够在通关结果上包容或排斥特定个体或群体，还可以在过程层面对特定要素的流动速度、方向、规模进行细致的区分和调节。一方面，为了支持和保障边界两侧的交流，拱北口岸以疏解阻力的方式保证跨境流动的有序进行，使多重节奏的结合趋于和谐，生成韵律。另一方面，为制造和维持边界两侧的差异，拱北口岸又以施加阻力的方式控制差异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多重节奏的结合走向混乱，生成不规则节奏。边界基础设施不仅持续阻滞跨境流动，还介入和组织跨境流动的动态过程；边界两侧的密切交流不仅得益于边界基础设施对差异的制造，更建立在边界基础设施对差异的维系之上。

  本文将边界基础设施纳入传播与媒介研究的考察范围，观察其作为既施加阻力又保障流通的障碍装置，如何充当城市的后勤媒介，调节城市之间的跨境流动。案例选取珠澳两座城市之间的拱北口岸，应用节奏分析的视角，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考察珠澳市民的日常通关经历，探讨边界基础设施的媒介性或居间性是如何具体展现的。

  研究发现，边界基础设施的障碍性与其对珠澳两地的连接作用、对跨境流动的中介作用紧密相关，它通过制造与操作障碍来影响城市流动：通过制造障碍，阻滞与管控珠澳两地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确立两侧城市差异，激发出居民基于种种原因、动机和逻辑的跨境流动，生成多重节奏；通过操作障碍，在必经之点调节通关阻力，以自身节奏的变化控制跨境流动的规模、内容、方向、频率和速率，在保障流动有序进行的同时又维持珠澳两地差异，使多重节奏的组织在不规则节奏和韵律之间振荡。边界基础设施名义上坐落在城市的边缘，实则成为维系两侧城市交流的枢纽（Côté-Boucher，2008；Vukov & Sheller，2013），使珠澳“双城记”得以长久续写。

  本文借助对边界基础设施之媒介性质的观察，探讨了媒介的障碍面向。在全球高度流动和加速（Rosa，2013）、强调“移动优先”（袁艳，2021）的社会技术语境下，我们一向重视媒介对连接和流动的推动作用，却忽视了媒介的障碍性。似乎更快、更多、更丰富的连接代表着自由、解放与繁荣，障碍则几乎等同于失败、落后与封闭。而事实上，近年来受到战乱、灾难、经济萧条等危机因素影响，尤其自新冠疫情扩散以后，存在于各类媒介中的障碍面向愈加凸显（Dijstelbloem，2021：vii）。

  与之相呼应，在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将目光聚焦在所谓的断连/反连接实践（disconnective practices）之上，其主要观察和分析的是用户如何在主动和自愿的前提下切断与媒介设备、信息、关系乃至时空的连接，或控制其媒介使用时间（曹璞，方惠，2022；黄典林，刘晨宇，杨润苗，2022；王月，高再红，2022），或管理其在社交平台上的可见性（姜红，龙晓旭，2022；张杰，马一琨，2022），或凭借身体的物质性逃离网络的监控，作为网络秩序的“病毒”存在，展开“盗猎”的实践（刘海龙，谢卓潇，束开荣，2021）等等。亦有学者（刘国强，颜廷旺，2022）借此反思和重考那些在“数字鸿沟”或“数字不平等”主题下被研究者指认为“数字”对智能手机的拒用或有限度使用，恢复其断连实践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然而，这些断连实践往往被定位为对媒介“过度连接”的抵抗，即便其实现总离不开外在的媒介手段（陈雪薇，张鹏霞，2021），旨在彰显的却是人的自主性与尊严，在这一隐含的“驯化”乃至主客对立框架下，胡翼青（2022）将媒介的断连可供性（彭兰，2022）称为“反媒介性”也就毫不奇怪。学者们虽多半认同断连与连接的相辅相成，提出用户的断连实践往往不是作为消极逃避的永久断连，而是选择性、策略性的断连与再连，但这一观点也同时建立在用户无法于连接性成为基本生存条件的限制下彻底断连的无奈之上（如黄典林，刘晨宇，杨润苗，2022）。此外，虽有学者将断连界定为个体控制和调节连接与不连接边界大门闭合程度的策略，但归根结底还是以“开/关”为原型来理解任一链条的连接与切断（彭兰，2019；陈雪薇，张鹏霞，2021）。本文聚焦的边界基础设施为理解媒介及其障碍面向提供了一种新的原型，为进一步考察媒介的障碍性提供了研究的出发点。

  首先，与以往将媒介性理解为连接性（或其反面）的观点相比，边界基础设施对城市流动的中介机制凸显了障碍性之于理解媒介属性的重要性。以往人们将媒介的作用理解为跨越差异、建立连接，但在珠澳案例中，边界基础设施促进交往、建立关系、协调流动之功能的发挥恰恰是通过制造障碍、阻滞流动、维持差异来实现的——差异不再作为媒介运作的负面前提，而是获得了一种生成性的力量，成为了媒介制造的必要成果，传播交流的持续动力正源自媒介对中介双方差异的维系。连因断而成，断由连而生，媒介的连接和断裂并非水火不容的两极，而是统一于媒介的中介功能。

  第二，边界基础设施通过调节阻力对跨境流动进行组织和介入，这进一步将连接性从以门为原型的“开/关”二元对立（Kittler，1993：182，Siegert，2015）中解放出来。换言之，就好比障碍并不同于完全的闭锁，连接也不等于无阻碍、零摩擦的敞开，两者都应该被重新理解为处于两极之间的中间态与连续体，一如Flusser（2015）所言，作为第三者的媒介就处在中间的位置，它介于我们和我们所企望的世界之间，任何试图穿过媒介的流动都必将遭遇阻力和摩擦。长期以来，我们不仅忽略了媒介之阻力的存在，误将“开/关”两极之间的连续体指认为非常态，更低估了阻力对流动的激发和组织作用。

  第三，边界基础设施显示出，媒介的障碍性是过程性和关系性的。拱北口岸并非本质化、凝固的障碍物，而是由复杂元素组装而成的障碍装置，在重复的同时自有其生命循环和运作周期，其阻力并非事先给定，而是在与人流的相遇中产生并变动不居。本文案例显示，障碍性是一种事件、一种关系、一个生成的过程，体现在媒介与其他物的相遇之中，对待媒介的障碍性也应采取对待媒介的“非实体论立场”（袁艳，2021）。故此，本文所采用的节奏分析也展现出在方法和理论上把握媒介之障碍性的潜力和可行性。在实践层面，本文的研究发现也提示我们，障碍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广泛存在，在去全球化、经济脱钩、局部战争、疫情频发、边界管控强化的时代背景下（Korte，2021），更应正视媒介的障碍性，积极探索与障碍性的共存之道。如果说以“门”的“开/关”二元逻辑来理解边界基础设施等媒介，可能会引起彻底开放或禁绝的治理思维；那么意识到媒介的障碍性、将媒介视为“连/断”之间的连续体，则有可能启发更具韧性的治理思路。随只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类媒介形式对流动的调节也越发灵活、弥散，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未来可进一步捕捉障碍性在各类媒介形式中更为丰富的展现方式。受体量所限，本文结论的得出仅基于对拱北口岸这一单一个案的研究，本文所论述的障碍性特征是否适用于别的类型的边界基础设施或更大范围内的媒介形式，有待更多经验研究的检验。呼吁更多研究者加入对这一议题的讨论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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